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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明奠基人朱棣：永乐》 作者：燕山刀客
第一章：巩固政权有方法
一、把握舆论，控制最高话语权
建文四年（1402）六月十四日，紫禁城的大火已然控制，南京城的战火也逐渐熄灭，但明里暗里的各种斗争，却远未停止，也不可能停止。
这原本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一天，此刻却因一个人、一件事而彻底改变。
高高耸立的奉天殿依旧庄严，铠甲鲜明的战士依旧英武，群臣的上朝参拜依旧有序。只是端坐在龙椅上的，不再是过去四年那个清秀文弱的朱允炆，而换成了体格壮实（真刀真枪中练出来的）、皮肤黝黑（常年风吹日晒）、胡子老长（坚持封建迷信的恶果）的四皇叔朱棣。
此时，距朱棣从北平起兵靖难还未满三年，他终于登上了朝思暮想、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。朱棣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，地方藩王对中央朝廷的胜利，也可以说是军人政权对文官政府的胜利。
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朱棣称得上是缔造了一个新王朝，性质类似唐高祖李渊取代表弟隋世祖杨广，武则天替代李唐王朝，只是四皇叔没有改变大明国号罢了。
从这一天起，朱棣就由钦犯变成皇帝，由燕庶人变成万岁爷。称呼的改变是容易的，如何真正完成角色的转变，无疑是朱棣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当然，朱棣并非只会挥刀杀敌、不懂如何治国的武夫，这些年既有在大城市（北平）的实际管理经验，又有道衍的悉心指导和自身的不断学习。不过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，他要走的路还很长，要交的学费自然不会少。
这时，朱棣已经过了四十三岁生日。明朝皇帝普遍年龄偏小，寿命也短。他老人家登基时的岁数，虽不是最大的，但也名列前茅。
可以马上得天下，绝不能马上治天下，这个道理朱棣岂能不明白？但是，相比李世民和忽必烈庞大的文官幕僚团队，朱棣真正信任的参谋，当时只有道衍和金忠等少数人。更何况，这一年道衍已六十八岁，体力和精力显然都不允许他为新政权做太多工作。
道衍虽老，但见识和阅历很丰富。他提醒朱棣，既然打的是“奉天靖难”的旗号，那一旦坐上皇位，要是不全面恢复洪武时代的旧政策，恐怕就说不过去了。这一点，朱棣本人也相当清楚。
因此，朱棣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，就让大臣们怀疑自己的耳朵。
“朕意已决，本年年号，改为洪武三十五年！”
朱允炆是洪武皇帝钦点的接班人，但他四叔不予承认，这四年建文也就白“建”了，就成了明朝历史上被“革除”的时期。此外，朱棣还革除了大哥朱标的“孝康皇帝”谥号，仍称懿文太子。此举当然有些不厚道，但为了巩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，四皇叔也不得不走这步棋，怪就怪朱允炆自己不争气嘛。
朱棣接着下旨，废除建文期间实行的、与洪武祖制相冲突的各项法规制度。其实，朱允炆根本没对爷爷的制度做出多么重大的调整（还没来得及），这道命令的象征性意义，显然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。但它至少向全国百姓清楚地阐明了，我朱棣是先皇思想最忠诚的继承人，我当皇帝是顺应天道的，你们不能反对！
朱允炆在位期间，曾经让方孝孺整理出了《明太祖实录》，当然是体现自身利益的。朱棣上台不到一百天，就下令重新修订实录，以为自己争取话语权。而朱棣安排的编撰总裁官，也是精心挑选的。他并非北平府的老人，而是刚刚归顺的建文朝大臣、早在洪武一朝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才子。此人就是解缙，明朝三百年历史也数得着的知名人物。
朱棣对他的重用，无疑对外放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：新皇帝任人唯贤，不搞门阀政治，建文朝大臣不必有什么顾虑。
解缙的才华当然不是吹出来的，他也不是方孝孺式的迂腐文人。修订后的《明太祖实录》，暗讽朱允炆引火烧身，极力塑造四皇子的光辉形象，为朱棣靖难的合法性、称帝的必要性，争取到了更多的同情分。
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朱棣被明确为马皇后的五个嫡子之一。所以，朱元璋死后，他就是在世诸皇子中最年长的嫡子，他才是大明皇位的第一继承人。相比之下，朱允炆是朱标侧妃吕氏所生，非嫡非长。仅凭这一点，他就得乖乖排在四叔后面。
既然做戏，就要做全套。实录之中还加入了朱标死后，朱元璋千方百计想立朱棣为太子的段落，甚至还有老皇帝临死前，一再向身边重臣打听老四动态的内容。相关内容如下：
（洪武）三十一年闰五月，太祖不豫，遣中宫召上（朱棣）。已至淮安，太孙与齐泰等谋诈，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。及太祖大渐，问左右燕王来未，凡三问，无敢对者。
乙酉，太祖崩。是夜即歛，七日而葬，皇太孙遂矫诏嗣位。改明年为建文元年，踰月始讣诸王，且止勿奔丧。上闻讣，哀毁几绝，日南向恸哭。
这么为朱棣粉饰，难道就不怕被别人识破？这个还真不用担心，那时信息闭塞得可怕，绝大部分老百姓很难有判断力。你告诉他，皇帝整天用金砍刀打柴，皇后经常用玉顶针纳鞋底，公主可以天天吃白面窝头，他都能相信。当然也有些能看出问题的人，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，也闭口不言。
作为出生在大明王朝的第一个皇帝，朱允炆力图逐步改变皇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，使国家统治逐步走上正轨。但他在位仅仅四年多，很多美好的愿望还来不及付诸实践，很多大政方针还未能真正展开，他的时代就匆匆落幕了。
因此，相比洪武时代，朱允炆对前朝政策的改变并不多，硬要给他扣上“建文新政”的帽子，显然不是恭维而是捧杀。
二、犒赏功臣，让他们更积极效命
朱棣夺取了天下，那些跟随他打仗的人，自然取得了类似开国元勋的地位。
这位四皇叔算不上特别厚道的人（慈不将兵），但他对下属那是真仗义，说封赏就真的是升官加饷，改善待遇，一点儿都不玩虚的。
朱棣不是过河拆桥的人，更不会把帮过自己的人当成潜在威胁。他知道最应该感谢的是谁，可惜，此人对高官厚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。
难道他只对美色动心？也不是，因为他是个和尚。他白天穿着官服上朝，晚上依然住在寺院里，对朱棣赏赐的婢女，也一概拒绝。
谁这么没眼色啊，诚心让新皇帝不自在。要是在朱元璋时代，不接受赏赐的大臣，有可能脑袋就搬家了。
全天下如果只有一个人敢这么做，那这个人一定是姚广孝，也就是道衍大师，后人称他为“黑衣宰相”。
朱棣对道衍在过去二十年里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道衍被封为太子少师，恢复了本名姚广孝。朱棣骨子里并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，他自己就太有个性了，但对于姚广孝，他不会有任何厌恶情绪。
他们的友谊，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，也是不怕小人离间的。
既然道衍功劳第一，那论贡献第二大的，恐怕是皇上的二儿子了。
朱高煦作战十分勇猛，经常能以一当十，更在东昌、灵璧和浦子口几大战役中，都发挥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，展现出一个超级战将的干劲、拼劲和狠劲，甚至有过直接挽救老爹生命的功绩。坊间传闻，朱棣迟迟不立太子，似乎是想送给老二一份世界上最重的大礼。但此时，他却被暂时放在了一边。
朱棣接下来想到的，只能是为自己效命几十年的张玉老将军。可惜后者已经不在人间，新皇帝慷慨地将“荣国公”头衔追赐给死者。他的长子张辅战功不多，却也受封信安伯，这是他爹用命拼出来的，旁人自然不好说三道四。而且张辅也很清楚，只要自己不犯什么事，认认真真混日子，老爹的爵位早晚都是自己的！
朱能曾经创造了三十人打跑一万人（不乏自夸因素）的嚣张纪录，绝对是燕军中的猛将。他被封为“成国公”，年俸二千二百石，同时担任左军都督府大都督。要知道，朱能这一年才三十三岁，在一众武将之中十分年轻，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法估量。
不过，朱能并不是活人中酬劳最丰厚的，还有人领年俸二千五百石。他就是朱高煦的死党丘福，受封为“淇国公”，出任中军都督府大都督。
相比朱能的高调，丘福一向谨小慎微，不乱逞能，正所谓小错不犯（没必要），大错也没有（没机会）。自打朱棣到了北平，丘福二十多来年一直在其麾下效力，到这一年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国人最看重的显然不是能力，而是资历。
朱棣想要重用朱能，就不能把朱能列为头号功臣，他要为朱能以后立功留有封赏的余地。
朱能虽说打仗勇猛，可并不是张飞、李逵和蓝玉一类的粗人，当然也能明白皇上的意图，并没有因此闹情绪。
能够活着封公的，也只有他们两人。
已经阵亡的陈亨被封为“泾国公”，另外两名牺牲的将军谭渊和王真，则分别被封为“崇安侯”和“金乡侯”。
封赏死人，说明朱棣不忘旧情；封赏活人，说明主子还要继续重用他们。封爵，朱棣是非常认真的，俸禄，他给的相当优厚。张武、郑亨、火真、顾成、王聪、陈珪、孟善、郭亮、王忠、徐忠、张信、李远、房宽和王宁（驸马都尉）等十四人被封为侯，年俸八百到一千五百石；徐祥、徐理、李濬、唐云、孙岩、赵彝、陈旭、张辅（张玉之子）、谭忠（谭渊之子）、房胜、刘才、茹常、王佐、陈瑄等十四人被封为伯，年俸九百到一千石。想当初，诚意伯刘基的年俸只有二百四十石，怪只怪他老人家生不逢时，运气不好。
大明朝廷有着明文规定，功臣的子孙想要继承死去先辈的爵位，一定要经过武科考试，确保本人素质能够达到带兵打仗的标准。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不合理要求。但朱棣放宽政策，考试成绩差点儿也无所谓了，这也让烈士的后代们相当感动。
不难看出，得到加封的大都是武将，其中既包括了燕山三护卫中的几乎全部重要将领，又涵盖了许多降将，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。朱棣并不刻意偏袒北平老人，而是唯才是举，论功行赏。像在蔚州投降的李远，在偷袭官军济宁粮库时，妙招迭出，嚣张的做派很有朱棣的影子，就深得朱棣信任，“封安平侯，禄千石，予世伯券”。这么一来，当然让这些降将有了归属感，不会认为自己是受歧视的。
如此大规模的封赏，通常是在王朝初建时才做的事情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十一月，在北伐蒙古的明军主力班师返回南京之后，朱元璋也曾经大封功臣，封李善长为韩国公，徐达为魏国公，常茂（常遇春之子）为郑国公，李文忠（朱棣之舅）为曹国公，邓愈为卫国公，冯胜为宋国公。汤和、唐胜宗等二十八人则被封侯。
据细心的历史学家统计，三十四位开国元老之中，被朱元璋直接处死的有十五人，儿子继承爵位之后被处死的有五人，因罪革职充军的有两人，儿子继承爵位之后革职充军的有九人。也就是说，受残害的高达三十一人。
平心而论，朱棣的靖难成功，与建立一个新王朝没有多大区别，大赏功臣肯定是必须要做的。而且，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，现在的皇帝和朱元璋真的大不相同。
朱棣随时把先帝挂在嘴边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。但他并没有事事都照搬洪武大帝的作风。他封赏过的大多数人，还真的都得到了善终—当然死在战场上的除外，那是没办法。自始至终，朱棣也没有像洪武皇帝那样（亲自）残害功臣，既体现出了为人君者的大度量，又展示出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心。
其实，我们不妨看看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，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凡是由贵族起兵夺权或篡位的，基本上不会大规模屠杀功臣，甚至一个也不清除；而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而来的统治者，往往要大开杀戒，防患于未然。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其中两个杰出代表，后者做得更加全面和彻底。看来贫农朱元璋家的老四，此时已经颇有一些贵族意识了。
靖难毕竟是靠武将一场一场拼下来的，文官作用确实相当有限，也仅有茹常和王佐分别被封为平江伯和忠诚伯。其实他俩一点都不忠诚，都背叛了朱允炆，并且在向新主子朱棣劝进时表现积极，在很多有骨气的文人眼中，就是小人的代名词啊！
朱棣封赏的，并不只是那些冲锋在前的军官和士兵。在北平、保定等地，曾经帮助燕军守城的普通市民，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。在保定征发的、运送砖石的妇女，每人都得到了赏钱一百、绢一匹和棉三两。朱棣过长江时，为他开船的船夫周小二，从一介草民提升为巡检，得到了彩帛二表里、钞百锭，还免征徭三年。一个时辰所收获的回报，超过了普通人一生的努力。
对于帮过自己的人，朱棣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，而且不管职位高低，身份贵贱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，皇帝的善举会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，让千家万户知道和感动。
但对那些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，朱棣又会怎么处理呢？
三、立威与立暴，原本一墙之隔
朱棣占领了南京，登上了皇位，但等待他处理的问题非常多，甚至更加凶险。
洪武三十五年（1402），随着靖难战事的收官，朱棣对拒不归降的文臣武将进行了屠杀。这一年是壬午年，于是这个惨痛的事件，被后世称为“壬午之难”。
“壬午之难”被史学家视为朱棣一生中的最大败笔，也是后世将他归结于一代暴君的典型案例。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？
朱棣靖难的理由，就是铲除齐泰、黄子澄等所谓的奸臣，要是他放过了这些人，一个都不杀，岂不是让靖难之役失去了他口中的合法性，让天下人无法认同？在诛杀反对派这一点上，朱棣与朱元璋确实有相同的一面，而且，朱棣似乎还有轻微的多重人格障碍。
所以，齐泰、黄子澄一定要杀，还要让他们死得很惨。在这时候，朱棣确实不能表现得过于大度，但是，这也只限于他最痛恨的几个人而已。
杀掉少数几个，是为了保住更多的人，是敲山震虎，让建文朝旧臣尽快认清形势，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。
在建文核心团队中，齐泰，因为计谋有效，手段强硬，思想顽固，理所当然地被朱棣列入了必杀名单，且高居榜首。
齐泰当时正在广德（今属安徽省宣城市）筹集军马，还想打回南京去救建文帝。但一夜之间，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缉拿他的公文。为了躲避追捕，齐泰把自己的坐骑—一匹白马用墨汁染成黑色，趁乱拼命逃跑。
但人算不如天算，马饿了要吃草，累了也要出汗。由于汗流得太多，差不多相当于洗了个澡，把身上的墨汁全给洗掉了！
今天的一些人为自己名气太小而苦恼，但名气大就一定是好事吗？齐泰的名气使他当街就被人认了出来，那人高喊：“这不是齐尚书的马吗？”就这样，可怜的齐泰被抓获。
不久之后，齐泰就被作为战利品押到南京，送到了朱棣面前。
江湖传言，朱棣对齐泰非常痛恨，知道这家伙心眼儿多，麻烦更多，便没有走公开审判的形式，直接让手下拉出去凌迟，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削下来。齐泰被削了三千多刀，血流尽了才死，场面十分恐怖。让人佩服的是，在整个行刑的过程中，齐泰始终表现得特别坚定，始终骂不绝口，而齐泰的亲属，当然都被满门抄斩了。
从一贯表现来看，黄子澄根本不能算是朱棣的敌人，反而可以说是四皇叔的“盟友”，甚至是最可靠的“战略伙伴”。齐泰要把朱棣三子扣为人质，他说通通放走以免燕王起疑心；齐泰要先削燕藩，他要先枝后干；齐泰坚决反对以李景隆为统帅，这却是他提出的……可以说，黄子澄为朱棣的靖难成功立下了很大功劳，他的突出贡献无人可替。
朱棣怎么对待他的“恩公”呢？当黄子澄在嘉兴被捕，扭送到朱棣面前时，还算挺有骨气，一口一个“殿下”，可把朱棣气坏了。黄子澄还预言：“殿下向来悖谬，不可为训，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。”（你的后代也要自相残杀啊。）
朱棣将他的一家老小六十五人和宗族姻亲三百八十人全带过来，要他交代罪行，他于是就写下了：“本为先帝文臣，不职谏削藩权不早，以成此凶残，后嗣慎不足法！”
朱棣勃然大怒，命人先砍去黄子澄的双手，再砍了他的双脚，随后又一刀刀地将其磔杀。这还不算完，又将其直系亲属满门抄斩，姻亲发配到边疆服苦役。
当然，对于方孝孺这样的文坛领袖，朱棣是不想杀的。让方孝孺活着，比让他死对未来的统治更有利，而且，道衍已经跪下求过皇帝。但结果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。
当时的情况，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：
当朱棣决定要正式继位时，需要找人写登基诏书。他希望由方孝孺这样的文坛领袖来执笔，以显示新君的皇恩浩荡，人尽其才。
但是，当亲兵把方孝孺请到龙江大帐时，方孝孺却一点儿都不配合。
他一进来就号啕大哭，见了朱棣，既不打招呼，更不行臣子之礼，就当这个准皇帝是透明人。
朱棣居然从座位上很有风度地站起来，还试图安慰极度悲痛的方孝孺：“先生不要太难过了，本王不过是效法周公，辅佐成王治理国家。”
方孝孺可不给他面子：“成王在哪里？”
“成王已死，过两天我就要以皇帝之礼厚葬。”
“何不立成王之子？”（朱允炆长子文奎在城破后失踪，二子文圭被燕军俘获。）
“这个国家需要长君。”（朱允炆之子年幼。）
“何不立成王之弟？”（朱允炆的三弟允熥，四弟允熞，五弟允熙均在世。）
“这是我们的家事。”
朱棣传令，把纸笔准备好放在方孝孺跟前，诏书写了，他就能活下来；不写，就让他从人世间消失！
方孝孺倒是听话，还真提起笔写开了，写得很慢很认真，直到他扔掉了手中的笔，长出一口气，看来是大功告成了。士兵把纸张拿给准皇帝。朱棣微笑地接在手中看了起来，不过看着看着，他的脸色就如石蕊试纸一般变了颜色。
突然，朱棣猛地站了起来，飞起一脚，把桌子踢翻了，笔墨纸砚撒了一地。
原来，这哪儿是继位诏书啊，直接把新皇帝朱棣不加掩饰地狠狠咒骂了一通，说他大逆不道，是乱臣贼子，天人共愤，注定要遗臭万年。
这不太欺负人了吗？
“方孝孺，你不怕灭九族吗？”
羞辱朱棣的目标已经达到，方孝孺知道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死了。不过这时，据说他情绪失控，说出了一句给子孙后代带来惨重代价的话：
“诛我十族，能奈我何！”
结果，朱棣除了处决方孝孺传统意义的九族之外，还将他的弟子友人杀了个精光，共有八百七十三人被处死。
至于方孝孺本人，最终难逃凌迟于闹市的结局，时为六月二十五日。方先生慷慨赴死，并写下绝笔词：“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？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，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。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！呜呼哀哉兮，庶不我尤！”
此时，曾经不惜下跪行礼、请求朱棣放过他的道衍，自身的处境也十分尴尬。
以现代人眼光看，朱棣与朱允炆都是朱元璋的直系亲属，谁来做皇帝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家务事。真的有必要以死相拼，甚至连累八百多个亲人吗？
方孝孺坚持的所谓大义，却让八百多条无辜的生命做了陪葬。
方孝孺的品格让人尊敬，但做法却并不值得欣赏。他的忠心能够感动天地，但似乎又显得相当死板。他的死对历史进步有多大价值呢？为什么要连累那么多人一起受刑呢？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样的成本太高了。但这就是当时文人所坚持的大义。
方孝孺死了，曾与他相约自杀的景清并没有死，反而担任了永乐朝的御史大夫。
朱允炆当政时，景清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参议，负责侦察燕王动态。为了迷惑朱棣，景清和他做了朋友，两人一块喝了几次酒，谈得也很投机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景清很快被调回南京，未能阻止朱棣靖难。
不过，就在建文四年（1402）八月的一天，散朝之后，朱棣步出大殿，景清却莫名其妙地跟在后面。
转瞬间，他恶狠狠地朝皇上冲了过来。好在侍卫不是吃素的，轻松地制伏了这个书呆子，并当场缴获了一把雪亮的匕首。
朱棣走下台阶，来到未能得逞的景清面前，微微一笑：“我平日对爱卿不薄，何必如此呢？”
“我要为先帝报仇！朱棣你大逆不道，一定会遭到报应的！”景清咬牙切齿，狠狠地盯着昔日的老朋友，今天的皇帝。
朱棣火了，下令打掉景清的牙齿，想让他老实一下，但景清在龇牙咧嘴之余，居然还积蓄能量，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。虽说危害不大，但性质相当恶劣。朱棣大怒：“来人，把这个逆臣拖出去，剥皮实草！”
原来，景清用尽浑身的力气，将口中被敲掉的牙和鲜血一起，猛地吐向朱棣，好好的龙袍被搞了个乱七八糟，在场的文武官员都惊呆了。
晚上，朱棣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把守在不远处的卫士可吓坏了。原来，皇上梦到景清提着宝剑追杀自己，砍得龙袍上到处是血。朱棣醒来，大受刺激，下令将景清灭三族。这还不算完，他又让人下去调查，凡是景清的朋友，一律顺藤摸瓜给揪出来。把与景清相关的乡亲与邻居全部处死，致使整个村子变为废墟。
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瓜蔓抄”。
在济南城下羞辱了朱棣的铁铉，于淮南被燕军俘虏，十月被押送到了南京。朱棣亲自审问这个给自己带来了诸多麻烦的人。铁铉居然背对朱棣坐在地下，很不配合，并且谩骂不止。
坊间传说，朱棣当时就从铁铉身上割下一块肉，让下人认真烹饪做熟，并亲自送到铁铉嘴里，问：“味道如何啊？”铁铉大口吞下，回应道：“忠臣孝子的肉，鲜美无比！”
朱棣讨了个没趣，遂命人先割掉其耳鼻，随后碎其身体，磔杀于闹市，让其他人体会一下跟皇帝作对的下场。为进一步警示后人，朱棣把铁铉八十岁的双亲发配海南，儿子福安发配到河池编伍，并把其妻杨氏和两个女儿送到教坊司，充为官妓。
那个建议将朱棣改封南昌的户部侍郎卓敬，可以说心思缜密，比齐黄二将靠谱多了。当他被押到皇帝面前时，朱棣指责道：“你之前劝建文裁抑诸王，现在还想不想给我当臣子了？”卓敬毫不尊敬新皇，冷冷地说：“先帝要是真听了我的建议，你就坐不到这个位子了。”
朱棣被戳到痛处，虽然动了杀心，但珍惜此人的才华，就把他关进大牢，并派人用管仲、魏徵“弃暗投明”的事情相劝。卓敬流着泪说：“身为人臣，只有以死相报。先皇曾无过失，却一天之间被横行篡夺。我恨不得马上死去，见到先皇。你还想让我当臣子？”
朱棣爱才心切，就是不舍得杀。姚广孝不希望皇上养虎为患，就大声提醒道：“建文要真听了卓敬的建议，你就坐不到这个位子了！”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朱棣马上决定杀死卓敬，并灭其三族。卓敬临刑时毫不慌乱，平静地说：“变起宗亲，我没能做什么筹划，死有余辜。”朱棣令抄其家，只抄出了书数卷，不免既后悔又惋惜，说道：“国家养士三十余年，能不辜负其君主的，我只碰到了卓敬这么一个！”
礼部尚书陈迪在奸臣榜上高居第三，并且排在方孝孺前面，当然是一定要杀的。朱棣把他和凤山、丹山等六个儿子同时处以凌迟之刑。
用非常规手段终结一个旧体制、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，对前朝的“不法分子”进行清洗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惯例。“二十一史”（朱棣时代就这么多）和《资治通鉴》中，记录了大量惨案。相比前人，朱棣也不能免俗，而且也有情绪宣泄的味道，就这一点来说，史官再怎么洗也洗不白。
朱棣并不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，在战场上，他从来不杀俘虏，甚至将不愿意投降的俘虏放回，让他们重新加入官军，重新投入北伐，重新举着兵器和自己作对。对于逆臣榜上的大多数人，朱棣事实上都宽恕了，很多人不但能继续当官，还能不断升官。
但方孝孺的“诛十族”和“瓜蔓抄”事件，却让朱棣的形象大大受损，并受到后世文人猛烈的攻击。但这两件事的历史真实性，其实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。
平心而论，朱棣并不算特别残暴。比起父亲朱元璋，以及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，他已经显得相当温和了。朱元璋上台之后大杀功臣，连持有“免死金牌”的李善长都被满门抄斩；而朱棣身边的文官武将，没有一个在他登基后遭到清算。
但是，这不等于说，所有人以后都平安无事了。朱棣明白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很多想做的事情，并不需要他亲自出马。
四、论借刀杀人，我只服朱棣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时常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。《三十六计》中的许多招数，恐怕是欧洲君主们被几辈子也想不出来的。其中“借刀杀人”无疑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这一招被用了上千年，还一直有效。
秦始皇要灭赵国，借赵王迁之手除掉了克星李牧；周瑜想打赢赤壁之战，靠曹操之力处决了熟悉水战的蔡瑁和张允；完颜宗弼（金兀术）想灭南宋，凭高宗和秦桧的助攻干掉了最忌惮的岳飞；皇太极想收拾绊脚石袁崇焕，也抓住崇祯的多疑心理，制造袁大都督通敌的假象。
不过，说起借刀杀人，我只服朱棣。
永乐元年（1403）十月的一个早上，天寒地冻，南京城中的文武高官从各地赶赴东边的紫禁城，和朱棣一起商讨军国大事。可就在这一天，出大事情了。
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地闯入殿来，“扑通”跪倒：“万岁，大事不好！”
原来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，被人发现在笪桥下投水自杀。朱棣听说之后，脸上似乎有不悦之色。
是啊，朱棣刚刚上位、改了年号，还有太多事情要办、太多任务要扛。梅殷身为驸马，不想着为朝廷分忧、为万岁出力、为公主争气，却自杀了，这是对谁有意见呢？
朱棣摆出一副震惊的表情，郑重宣布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一定要厚葬。”
朱棣退朝之后，正打算休息，宁国公主已经闻讯奔来，在四哥面前一通哭闹，说丈夫的死没有这么简单，一定有小人暗算，请皇上主持公道，等等。朱棣于是下令调查此事。
很快有目击证人举报，梅殷不是自己从桥上跳下的，而是被前军都督佥事谭深、锦衣卫指挥赵曦硬生生给挤下去的！二人当然被抓进了大理寺监狱，吃了不少苦头，但他们的供词，却把审理的官员给吓住了。
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，一边求饶一边哭喊：“此上命也，奈何杀臣！”（这都是皇上的主意，我们都是奉命行事啊！）
真的是朱棣的主意？还是谭赵二人恶意诽谤？在那个专制的年代，你就算只说一句皇上的脸没洗干净，万岁爷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你，何况这样大逆不道的说辞呢？
“大胆狂徒，居然敢污蔑圣上，来人啊！”
几个壮汉走上前来，抡起铁锤，照着二人的嘴上就是一顿乱锤之后，就被拖出去处决了。
显然，审案官已经得到了最高指示或者最终暗示，怎么处理都不用承担风险。但这两人到底真是接受了朱棣的任务，还是因为看出皇上不喜欢梅殷，为邀功请赏而自作主张，无人可知。但不管怎样，朱棣从此又少了一个眼中钉。
原来在靖难期间，梅殷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。朱棣率领靖难大军南下，以为祖先进香之名，想要通过妹夫的防地。按理讲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但梅殷却不肯给燕军让道。朱棣写信给妹夫，恳切地说：“现在我起兵铲除皇帝身边的恶人，天命所归，谁也无法阻挡。”但梅殷居然把使者的耳鼻通通割掉，放其回还，还说留下这人的口舌，就是为了给朱棣讲讲君臣大义。
不过，朱棣还是绕道占领了京城，并强迫宁国公主写下血书，召梅殷还京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擅长搬弄是非的都御史陈瑛，上书说梅殷“蓄养亡命”，“诅咒”天子。朱棣当时并没有采取行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朱棣下属的做法，与当年朱元璋部将廖永忠处理小明王韩林儿的招数如出一辙。难怪有人会感慨：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都善于让属下背锅。
还有一个历史疑案似乎也和朱棣有关，那就是震惊天下的蓝玉案。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二月，大明帝国战功卓著的名将、朱标舅父蓝玉以谋反罪被满门抄斩。
蓝玉死了，谁最高兴？肯定不是他的甥孙朱允炆。明朝大学者王世贞曾经认为，蓝玉被控谋反和被处决，燕王要负主要责任。这个观点也许夸大了事实，但并不是空穴来风。
坐上了金殿，当上了国君，很多事情当然不好自己抛头露面，很多目标，当然不必自己亲自铲除。总会有人为了表现忠心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陈瑛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。建文元年（1399），他被聘为北平佥事，原本是应该监视燕王的，结果却被朱棣收买，替他传递情报。事情败露之后，陈瑛被调到广西。朱棣在南京继位之后，立即想到了陈瑛，提拔他做都察院左副都御使。
陈瑛原本就生性残忍，现在得到了朱棣重用，更是将其嗜血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追查建文余党的行动中，陈瑛表现得可比朱棣要积极多了。而且，他知道有些事朱棣不方便做，当下属的就得给皇上分忧！
永乐元年（1403）八月，陈瑛弹劾历城侯盛庸，称后者诽谤皇上，这位在东昌大败朱棣的将军被迫自杀；第二年，他弹劾曹国公李景隆图谋不轨、妄想起兵；他还攻击李景隆的弟弟李增枝，说此人明知大哥有不臣行为却隐瞒不报，不仅如此，还多置田产、偷养家奴，实在居心叵测。于是，这哥俩就在监狱里团聚了。
随后，陈瑛弹劾长兴侯耿炳文，说他家的衣服、器皿上有龙凤图饰，有谋反的倾向。为了不牵连儿孙，七十岁的老将军主动“畏罪自杀”，却还是没能保住三个孩子的性命。
这些人都是朱棣相当忌惮、却一时半会儿没有正当理由收拾的。但陈瑛却能将他们置于死地，一定程度上是替主子出了恶气，做了朱棣潜意识里想做但不方便做的事情。
随着陈瑛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步子也越来越大，不光陷害曾经和朱棣有过节的，甚至开始“治理”和朱棣有交情的。他弹劾驸马胡观强占民女、纳娼为妾，并参与李景隆谋反。但朱棣却指示，不必追究胡观的责任。后来，陈瑛竟然还弹劾在靖难前向朱棣告密的张信，说此人擅自侵占练湖及江阴官田，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。
纵观历朝典故，这种酷吏只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把刀，用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要处理了。那么，陈瑛的下场又会是怎样呢？先别急，朱棣还有别的大事要做。
五、继续削藩，朱允炆有了继承人
战争，暂时要告一段落了；京城，已经被自己控制了；皇位，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了；年号，已经被自己更改了。
那么，朱棣还担心什么呢？
答案是：担心自己变成第二个朱允炆。
西方人懂得，Every coin has two sides。中国人知道，凡事有利也有弊。正是朱元璋的分封藩王政策，让朱棣能在军队系统中积攒超高威信，能够支配他和宁王的十万大军，夺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皇位。可现在，难保不出现新的觊觎者，想拷贝他的成功模式。
朱允炆削藩肯定是没错的，错的是削的方式，充分暴露了一个政治小白的目光短浅、急功近利和欺软怕硬。
正是这一举措，令二十多个藩王人人自危；正是这一举措，让很多人一夜之间从王爷变成囚犯；正是这一举措，使新任皇帝树敌太多，失分不少；正是这一举措，逼得四皇叔朱棣不得不起兵靖难，反而一步登天。
如今，朱棣占领了南京城，坐上了皇帝宝座，放出了关在牢里的周王朱橚和齐王朱榑等人。消息传来，朱元璋的后代们无不欢欣鼓舞。
藩王们的好日子来了，是真的吗？
建文四年（1402）九月，朱棣致书给辽王朱植，言辞真切：
贤弟以辽地荒远，经涉海洋，馈运为难，固请改国荆州，且以广宁重镇，就留三护卫于彼，以益边防。欲于荆州别给一卫，备使令，……勉从所请。
原来，有眼色的朱植以退为进，主动要求迁徙封荆州，还把三护卫缩减为一卫。朱棣“勉为其难”地答应了。
与此同时，原本镇守宣府的谷王朱橞、镇守大宁的宁王朱权，也分别改封长沙和南昌。原本封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和沈阳的沈王朱模，还没来得及之国，就被朱棣分别改封平凉和潞州。
朱棣把这几位亲王从东北边疆调走，是不想管理这片土地、放弃这片大好河山吗？恰恰相反，他想把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，此外还有更加长远的打算。
其中最为尴尬的，非老十七朱权莫属。他手里还有朱棣亲笔开出的空头支票，上面的条件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：“事成之后，中分天下，裂土而置，均称天子！”
朱权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眼色的笨蛋，“中分天下”之类的客气话，他从来不愿也不敢当真。但是，怎么也得重重赏赐，让全天下人知道宁王的贡献有多突出、作用有多明显吧！
想不到的是，朱棣喜欢严格要求。这一点上，他还真像老爹朱元璋。
在朱棣的威逼之下，朱权不得不交出了兵权。他非常诚恳地提出，自己不想回生态环境糟糕的北方吃沙子喝西北风了，想在江南繁华地带挑个好地方，了此残生（其实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，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充沛之时，风花雪月的生活还能享受很长时间）。这要求不过分吧，但是……
朱权提出去苏州，朱棣很痛快地拒绝了：“好兄弟，这是京畿之内啊！”
朱权没办法，又提出去杭州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都是最有文艺气质的浪漫城市，老十七还真会挑地方。
朱棣很真诚地回答道：“咱们父皇本来想封五弟在那儿也未成。建文无道，把他二弟封到杭州。结果，皇位没了！你接着挑吧，千万别客气！”
朱权非常失望，都不敢叫皇兄了：“万岁，您说我能去哪儿？”
“贤弟啊，除了这两个地方，全国各地任你挑！”
说一个否一个，朱权还挑个什么劲儿啊：“全凭万岁做主！”
“南昌很不错嘛……”
朱权心灰意冷，不得不接受安排，举家迁到了南昌。
南昌原名龙兴、洪都，与朱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
元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，朱棣和朱权共同的父亲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在洪都郊外的鄱阳湖打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陈友谅，从此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，得以登上皇帝宝座。为了纪念这座城市，朱元璋将洪都改名为南昌，这是他亲自改过的、以方位命名的三大都会中的第一个。
南昌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，见证了朱家王朝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；南昌地处江南，气候环境是大宁那种半荒漠地区无法相提并论的；南昌还是江西布政司所在地，再不济也算个二线城市。
当然和苏杭两城相比，南昌就差得太远了。为了倡导勤俭节约，朱棣就让十七弟把江西布政司府衙改成王府，凑合着住吧！
这一年，朱权还处于花样年华，但政治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。他的后半辈子，几乎就只能在南昌，混吃等死了。即便终日锦衣玉食、花天酒地，也不过是个高级囚徒而已。心高气傲的朱权，对皇上的安排很不服气，但他可没有朱棣的胆量与能力，不敢把四哥做的事情再重演一遍，只有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
对于朝廷的不满，朱权当然也不敢讲给孩子们听。但他那忧郁的眼神和无奈的举止，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。
一百多年之后，朱权的后代果然向朱棣的后代叫板了，四代宁王朱宸濠想要夺取武宗朱厚照的江山。当然，此人没有成功，同时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。一个叫王阳明的读书人，模仿刘伯温在鄱阳湖里火烧战船，把朱宸濠连人带船一锅端，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大明文官中的军神地位。
朱棣“大义灭亲”，拿靖难时的合伙人朱权开刀，不仅一举处置了那张空头支票，也给诸王敲响了警钟：谁要是有非分之想，下场只会比宁王更加糟糕。
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朱棣还颁布命令，要求各王府“非得朝命，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，不听从者有罚”。藩王们随心所欲花钱、大手大脚浪费的日子，从此一去不复返了。
就在这一年，还出了一个小花絮。
朱棣的亲侄子、秦王朱尚炳奉诏从西安去南京，路过潼关时恰好是晚上，关城紧闭。秦王马上让手下去叫门。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从地平线上悄然升起，朱尚炳的脑袋也从马车里黯然露出。一行人居然在城外露宿了一宿，关城愣是没有叫开。
城上的小兵非但不开门，还一本正经地提醒：“指挥使大人说了，按朝廷规矩，关城重地，夜间不得开门！”当时，镇守潼关的是指挥使姚镇。朱尚炳岂能咽下这口气？到了南京，自然是添油加醋地向皇帝兼四叔告状，但朱棣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了一番。
如果朱尚炳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估计自杀的心都有了。
过了不久，姚镇也去了南京，也见到了朱棣。当皇上问起潼关那些事时，姚镇镇定自若的回答让朱棣非常开心，直夸“将军真是我大明的‘锁钥之臣’！”还重赏了不少财物。
姚镇是这么说的：“潼关，国家重地也，臣止知陛下，非知秦王。”平心而论，这话难免有拍马屁之嫌，但却是朱棣希望的态度。
事情传开之后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藩王，做事也不能不权衡一下利弊得失，再不能随心所欲了，要不然还得继续出丑。
当然，朱棣的眼睛不能总盯在那几十个弟弟或侄儿身上，国家大事还得一件件地来。
六、恢复两京制，彰显“龙兴之地”权威
到了旧历新年，就是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这个庞大的帝国，从此才真正进入了永乐时代。
大年初一，是万家团圆、欢度佳节的日子。可很多人，还得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只为领一份微薄的薪水。但有一个人，一枚铜钱也领不到，却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。
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朱棣。按照惯例，每年春节都要举行大朝仪。朱棣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，当然只能在奉天殿度过了。而被他折腾来的六部尚书和其他高官，也完全没有怨言：能在这一天上朝是自己的荣幸，岂是普通人可比？
朱棣头戴乌纱善翼冠，身着赭黄圆领龙袍，走进父皇使用了三十年的奉天殿，在龙椅上坐定。随着太监马云熟练的指挥，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整齐跪倒，山呼万岁。这场面何其壮观，这仪式何等庄严，这气氛何等热烈！遗憾的是，当时没有摄像机，拍不下如此盛景。
这一年，他不过四十四岁，正是体力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，未来还有无限可能。“永乐”这个年号，绝对不能白叫！
就在这一天，就在这里，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一番陈词，更让朱棣非常开心，很快准奏。
李尚书是这么说的：“自古帝国或者以布衣平定天下，或者由外藩入承大统，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开崇。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，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，立为京都。”
显然，这不就是朱棣自己的想法吗？但是，作为一国之君，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岂不是让人不服？由臣子主动提出，效果会好很多。
于是，朱棣正式下旨，改北平为北京。到了二月，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，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、北京行部和国子监。这么一来，就恢复了朱元璋废除的两京制，给大明王朝重新建立了副中心。
北京“顺天府”与京师“应天府”相呼应，隐然有平起平坐的架势。但从城市规模来说，顺天府还差得太远，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，京师人口高达一百一十九万，北平只有三十余万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
提高“龙兴之地”的地位，是历朝皇帝的常规操作。东汉建立之后，刘秀将家乡南阳定为南都，地位仅次于东西二京。武周时期，武则天将故园并州（太原）升为北都。洪武二年，朱元璋将凤阳定为中都。
传统社会对“京”与“都”的区别极为严格，在隋唐两代，长安独享“京师”荣耀，洛阳在大多数时间里，只能被称为“东都”。但此次朱棣赐给北京的荣耀，似乎有点太多，大有“两京并重”的架势。
不久，朱棣就将北平布政司改为北直隶，同时迁直隶、浙江等地的上万富户到北京。如此一来，南方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及休闲方式，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一度“胡风深重”的城市。北京也逐步发展成了南方富裕阶层最为青睐的北方大都会，直到今天依旧如此。
过往很多朝代，为什么要采取两京甚至多京制呢？
中国土地辽阔，历史悠久，人口众多。对历代当权者来说，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、交通及通信条件相当有限的前提下，如何捍卫和巩固一个庞大的国家，管理如此众多的臣民百姓，是关系到政权长治久安甚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。
鉴于单一都城的管控弊端，两京制和多京制便应运而生。一来，可以给国家设置一个或几个副中心，分担京师的部分管控职能，就近处理突发事件。二来，如果京师陷落，也能有个“备胎”，能东山再起。三来，陪都可以带动周边发展，避免国家资源过于集中于京师，激化区域之间的矛盾。
严格来说，两京只是通俗叫法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在特别强调上下尊卑的年代，官方不会设定两个平起平坐的都城，肯定是一大一小，一主一辅。
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长安和洛阳是建都的首选。通常来说，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权，总是要选择定都长安。他们要么明确将洛阳定为东都（隋、唐），要么将后者定位为控制东方的重要都会（秦、西汉）；而从关东崛起的势力，则喜欢定都洛阳，而以长安为西京（东汉、曹魏），或是控制关陇的区域中心（西晋、北魏）。两座名城互为表里，堪称古都双子星。两者的地位出现过几次互换，总体上来说，长安的地位当然更加重要一些。
西周定都镐京，灭商之后不久，武王姬发就去世了，成王姬诵继位，周公姬旦监国。此时，周政权已经从关中的一个部落发展为天下共主，为了控制东方，由召公姬奭和周公主持，在伊洛河畔营建洛邑，作为王国的副中心。周平王继位后，正式迁都洛邑。
自周公营建洛邑之后，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，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都是大一统政权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这种做法，充分体现古人在选择都城上的“路径依赖”。直到唐末朱温经营汴京，才打破了这一依赖。
秦孝公十二年(前350)，秦国都城由西边的雍城（今属陕西省宝鸡市）迁到咸阳（今陕西省西咸新区）。之后不久，咸阳就发展成“渭水贯都，以象天汉；横桥南渡，以法牵牛”的超级大都会。灭六国之后，秦国升级为秦朝，咸阳自然就成了大一统中国的首个京师。
秦朝的统治只维持了十五年就戛然而止。楚人刘邦在赢得楚汉战争之后，一度也考虑过定都洛阳，后在张良和娄敬等大臣的建议下定都关中，将咸阳改名为长安。西汉不设陪都，但作为东部的核心城市，洛阳事实上扮演着“副中心”的角色。
刘秀建立东汉之后，以洛阳为京师。因刘秀自称汉室后裔，故而注意维护长安的地位，继续以其为西京，并保持“京兆尹”名称不变。后起的曹魏政权，在两京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许昌、谯和邺，合为五京。
兴起于关中的隋王朝统一华夏之后，隋文帝在长安东南修建大兴城，作为新都，但隋世祖继位后不久即修建东京洛阳，作为国家陪都。唐朝建立之后定都大兴并改名京师，民间则习惯称之为长安城。到了唐高宗时期，又以洛阳为东都。武则天篡唐建周之后，改洛阳为神都，太原为北都，长安的京师地位不变，但后世学者多认为，洛阳才是武周真正的京师。肃宗时期，唐朝也短暂实行过五京制，以凤翔府为西京，成都府为南京。
长安与洛阳之间相距约七百里，接近京师到凤阳的两倍。隋唐时期，它们之间的区域，被后人称为“两京走廊”。出于巩固关东和出兵高句丽的需要，隋世祖、唐高宗和唐玄宗等皇帝，多次穿梭于两京之间。沿途设置了多处行宫，以便皇室休息；还设置了若干驿站，提供给行人驻足。
北宋定都汴京，打破了大一统王朝定都必选长安和洛阳的“潜规则”。北宋疆域还不如秦，起初也是两京制：东京开封府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，西京河南府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，以汴京（东京）为京师。后来因为战略需要，又增加了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省商丘市）和北京大名府（今河北省大名县）。四京的距离很近，它们所在的区域，类似于一个城市群，自然是宋朝的核心区。
至于朱元璋推翻的元朝，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。中统元年（1260），忽必烈在上都登基。为了兼顾汉地与漠北，连通农耕区与游牧区，至元四年（1267），忽必烈决定在金中都基础上修建大都，作为全国的政治、军事和交通中心。五年之后，元廷正式迁到大都。南宋投降之后，蒙元成为第一个统一中华的少数民族政权，而大都也首次承担了大一统王朝的京师职责。但事实上，历任元朝皇帝只有一半时间住在这里。
大都与上都相隔约七百里。每年阳春三月，皇帝都要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大都，前往上都“避暑”，会晤蒙古王公，商讨草原事宜，确保政权稳固。深秋九月，再从另一条路返回京师。这么短的路途，有时就能走一个多月，只因为沿途也有公务要处理。
两都之间，分布着各种宫殿城市、工艺城市、仓库城市和军事城市，还有风景秀丽的湖泊，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“首都圈”，也为皇帝的旅程创造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环境。不过，元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，刘福通起义军占领上都，一把火将上都城变成了废墟。两都巡幸也就搞不下去了。
明朝设立两京，开先河者正是朱元璋。洪武元年（1368）八月，他就下诏以应天为南京，开封为北京：
朕惟建邦基以成大业，兴王之根本为先；居中夏而治四方，立国之规模最重。……朕观中原土壤，四方朝贡，道里适均，父老之言乃合朕志。然立国之规模固重，而兴王之根本不轻，其以金陵为南京，大梁为北京。朕于春秋往来巡狩。
开封与应天之间相距一千余里，远较元两都之距为远。事实上，朱元璋也只在建国的当年“巡狩”了一次，考察开封到底能不能作为大明的新京师，结果让他相当失望。
开封本就处于“四战之地”，无险可守，北宋因此亡国。而曾经无比发达的运河体系，也因黄河淤塞改道和战乱破坏，变得难以为继。
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，朱元璋废掉了开封的“北京”地位，正式改南京为京师。因此，朱棣改北平为北京，也算是一种“遵循祖制”。
但是，明朝南北二京距离大约两千多里，刷新了历代两京之间的最远距离。朱棣如果也学大元皇帝的两都巡幸，这时间成本的消耗，他真的能折腾得起吗？
这位新皇很清楚，想要政权稳固，还必须做些别的。
七、知民生多艰，恢复和发展生产
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，无数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，家无余钱，经不起社会动荡，最害怕战乱折腾。
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改朝换代，都会对国计民生造成极大破坏，无数家庭妻离子散，无数城池变成瓦砾，无数财富化为灰烬。而从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刘福通举义到洪武四年（1371）明军平定四川，元末明初的大规模战乱持续了二十年，涉及全国大部分区域，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伤害，当然是肉眼可见的。
朱棣的靖难，与李渊起兵代隋相似，不过后者只是隋世祖杨广的亲表兄，两人有同一个外公，但不同姓；而朱棣则是朱允炆的亲叔叔。朱棣占领南京之后，当然没有更改国号的必要，只是革除了建文的帝位，将自己视为明朝第二任皇帝。
无论是持续时间、波及区域还是破坏程度等等，靖难相比于明朝开国战争都要温和得多。朱棣之所以要冒险直取南京，也是不希望冲突范围持续扩大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更多不幸。
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本人，正是贫民出身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，也非常重视农民利益，他曾告诫中书省官员：
天下一家，民犹一体，有不得其所者，当思所以安养之。昔吾在民间，目击其苦。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，常自厌生，恨不即死。吾乱离遇此，心常恻然。故躬提师旅，誓清四海，以同吾一家之安。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，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，非惟昧朕之初志，于代天之工，亦不能尽。其令天下郡县，访穷民无告者，月给以衣食，无依者，给以屋舍。
在这一点上，朱棣与朱元璋的看法基本上没多大差别。既然传统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，主要产业是农业，主要社会成员是农民，就必须减轻民众负担，让他们生命有安全，生存有保证，生活有奔头，甚至可以让一些农家孩子有机会读书，通过科举获得社会地位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
朱棣一上台，就陆续向各地派出军事将领，承担起“整肃兵备，安抚人民”的职责。都指挥使何清被派往浙江都司苏州卫，都督佥事赵清被派往凤阳中都留守司，前军左都督李增枝被派往湖广荆州，江阴侯吴高被派往河南、陕西。
同时，朱棣还派出前工部尚书严震直、致仕户部尚书王纯、应天府尹薛正言等人，分别前往北平、山东、山西和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情，责令他们调查“何弊当革，何利当兴，速具奏来”。能得到这样的表现机会，这些大臣岂敢怠慢？
直隶和浙江两布政司的人口，超过了全国三分之一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朱棣又派一批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到这两地抚军安民，强调与民生息。“一夫不许擅差，一毫不许擅科。”“有故违者具实奏报，以法治之。”这些辞令显然不乏夸张和作秀成分，但对抚慰老百姓来说，却是相当有效的，对于稳定京畿核心区域，保证国家税收的正常收缴，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。
这一年，直隶苏州府的钱塘江、吴淞江和娄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沙土壅塞，不仅影响农田灌溉，连百姓的饮水也成了大问题。朱棣得知奏报，派出正二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，第一时间赶往直隶各郡治水，果然高官一到，很多事情都能畅行无阻。
《明太宗实录》中，有多处朱棣与民生息、缓民之困的记录。
（三月）乙巳，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：“朕即位之初，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，一切停止，毋妄劳人敛财，庶少息兵民。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，横虐吾军民者，其申谕中外，自今军执常役，民安常业，官守常职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，亦须奏准，然后行之，违者加罪。”
（四月）丁巳……山东兖州府通判江澄言：“今率沂州等州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，东作方殷，乞暂停工，令归耕种，俟农隙就役。”从之。
（四月）乙丑，赐书楚王祯曰：“别来，恒用思念，世子至，知安好，良以为慰。所奏府中欲修造，兄于贤弟，岂有吝惜意？但天下初定，众心未安，劳困未苏，兼旱蝗相仍，民苦寒馁，安餋休息，方在此时，故即位之初，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停罢。今后宫为建文所焚，东宫亦皆折毁，而未敢兴造，贤弟幸体斯意，府中宫室损坏者，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，俟民安岁丰，然后量拨军民为之，如此公私两利矣。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，以赡岁用，正合成法，且见虑远之意，宜早图之。”
（十月）辛酉，户部尚书郁新等奏：“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，其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官皆当罪之。”上曰：“赋入有经制，人耕获或先后不齐，地里亦有远近之异，未可概论，任人长民，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，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，不当急责，必至乎病民，其勿问。第更与约限，令民输之。”
从中不难看出，朱棣真的是下了大功夫。他采用多种手段来减轻农民负担，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，就是想让社会底层不要动荡。
他鼓励南方百姓去北方垦荒屯田，缺乏耕牛的，按官价给之；缺农具者，宝源局铸造给之。为了保证北京的生产，朱棣命令户部停天下中盐，专用于北京的开中。
朱棣在位期间，重大的军事、外交和工程项目不断，这一点与杨广执政年间非常相似。在很多件事上，两者隔着大约八百年实现了神同步。比如说建设陪都，兴修运河，两京巡视，大规模北征，等等。
但永乐时代，始终没有像大业年间激起那么大的民怨，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朱棣将爱惜民力、与民生息落到了实处，而杨广更多的只是玩嘴上功夫。
根据《明太宗实录》统计，在这二十二年里，尽管由水旱蝗灾和瘟疫等引起的饥荒高达二百七十六起，平均每年超过了十二起，每月超过一起，但由于政府措施足够得力，赈济方式有效，并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。
虽然不排除一些官员隐瞒或淡化事实，但若让朱棣发现了，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。例如，永乐十年（1412）六月，就地方瞒报、谎报，朱棣专门敕谕户部众臣：
朕为天下主，所务安民而已。民者，国之本。一民不得其所，朕之责也。故每岁遣人巡行群邑，凡岁之丰歉，民之休戚，欲周知也。近者，河南民饥，有司不以闻，而往往有言谷丰者。若此欺罔，获罪于天。此亦朕任非其人之过，其速令河南发粟赈民，凡郡县及朝廷所遣官目击民难不言者，悉追下狱。
这里的用词已经很不客气了。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七月，朱棣更是直斥陕西布政、按察二司：
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，民食弗给，致其流莩。尔等受任方牧，坐视不恤，又不以闻，罪将何逃！速发所在仓储赈之，稽违者必诛不宥！
一股杀气腾腾的味道跃然纸上。为防止地方官员懒政，朱棣派遣御史前往各地巡视。但这些人同样也有可能渎职。永乐九年（1411）闰十二月，明太宗就批评他们“其耳目之官所当纠举，率为身计，缄默坐视”。
在体恤民生上，朱棣拿出了真抓实干、不走过场的劲头。他显然明白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道理，不敢放松对各地官员的要求，也不会轻信他们的一面之词。当然，和朱元璋不一样的是，朱棣不随便杀人，更不会“剥皮实草”。在朱棣执政二十二年里被处决的中央和地方官员，肯定不及洪武时代的零头。
平心而论，朱棣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策略比较常规，或者说平庸，缺少张居正“一条鞭法”或雍正“摊丁入亩”这样创造性的大手笔。
朱棣与民生息，同时对官员也比较宽容。他并没有给自己制订铁律，不杀文官和上书言事之人。但永乐朝的官员，处境比北宋年间的同行也差不到哪里去。
朱棣并没有恢复宰相，却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创新，那是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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