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对张国焘予以宽恕，但张国焘为何仍旧选择背叛？
1938年，张国焘决然告别延安，外界对此纷纷猜测，普遍认为其背后的动因是对毛泽东的忌惮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他真正畏惧的，是另一位同样地位显赫的人物——王明。
在长征的历史长河中，张国焘背叛红军、另立中央的行径，我方已多次进行了详尽的阐述，故此不再赘述。然而，必须指出的是，这种行为实乃不可宽恕的严重罪行，罪恶滔天，即便处以极刑，亦不足以抵消其罪责的丝毫。
尽管毛主席并未对张国焘施以严惩，反而出人意料地推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职。鉴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长期驻守西安，张国焘便长期担任代理主席，全面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项事务。
至于背后的原因，首当其冲的因素便是毛主席一贯秉持对犯错同志实施“治病救人”的原则，而非简单施以惩罚。他明确表示，只要犯错者能够真心悔过，并下定决心切实进行改正，便应当给予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
博古昔日之举，曾给党中央与红军带来重大损害，使毛主席辛勤耕耘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。然而，在真诚认错之后，毛主席并未对往事耿耿于怀，反倒是继续对他委以重任，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及新华通讯社社长。
张国焘的遭遇与博古颇为相似，他不仅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，而且在革命征途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倘若他能够真心悔过，毛主席必然会慷慨地赐予他一个重生的机会。
再者，张国焘所象征的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雄厚力量。若对他采取宽容的处置态度，无疑将有力地凝聚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的士气，进而有效预防红军内部出现分裂的隐忧。
尽管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，却并未将他彻底摒弃于门外，仍旧给予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契机。对此，张国焘心中自有一番明悟，对中央的宽容与仁慈亦怀有深深的感激。
然而，随着王明的重返，延安的局势即将经历一场重大的转变。
1937年12月，王明、康生与陈云一同重返延安。鉴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备受青睐，他的归来似乎带有“钦差大臣”的威仪。面对中央既定的决策，他毫不犹豫地加以驳斥，意图独揽中央的权力。
包括张国焘之事。
不久，王明即刻传唤张国焘，向他透露，李特与黄超已坦白交代，证实他们均为托派成员，且二人亦已遭执行枪决。
张国焘惊愕。
李特与黄超的身份引人好奇。李特，一度担任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军事顾问，而黄超则是张国焘的亲信秘书。两人对张国焘的忠心未曾动摇。当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并自立为中央领导者时，李特与黄超成为其坚定的拥护者。然而，他们如今公开宣称自己是“托洛茨基派分子”，那么，他们是否仍抱有希望？
“‘托派分子’这一称谓源自苏联的托洛茨基，他因与列宁的思想观点相左，并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持有悲观看法，因此遭到了苏联的严厉批判。”
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，我党亦发起了对“托派分子”的广泛批判活动。以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陈独秀为例，他亦被划定为“托派分子”，并因此遭受了党籍的剥夺。
王明此次重返，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使命，立志将党内“托派”势力彻底根除。正因如此，当他点明李特与黄超均为“托派分子”之时，张国焘心中所生的恐慌之情，不难从字里行间窥见。
张国焘对王明的策略有着深刻的体悟，往昔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所推行的那场肃反运动，便是他忠实贯彻王明路线的写照。今时今日，相似的境遇再次降临，怎能不让他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！
截至1938年四月，张国焘在拜谒黄帝陵之际，悄然无声地乘坐了蒋鼎文的座驾。自那以后，他音讯全无，直至如今，他未曾重返故土。
在那日，南京城陷，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，蒋鼎文立刻秘密将张国焘送往武汉。
恰逢中共长江局迁至武汉之时，周恩来副书记听闻此消息后，即刻派遣李克农同志前往车站，进行周密守候。待张国焘同志抵达武汉，便将他“邀请”至八路军办事处。
最初，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辩才和非凡的处事技巧，说服张国焘改变心意原本并非难事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长江局书记的职位最终落入王明之手，这一变故使得即便张国焘对周恩来深信不疑，他也终究无法继续留任。
周恩来深知继续劝说他已无成效，遂决断地提出了三条可供挑选的方案，将选择权交给了他，任其自行作出决定。
首要之策，便是纠正错误，并重返党的岗位履行职责——这正是中央领导层所深切寄望的。
第二条：请假休。
第三种途径，即主动向党组织提交退出申请。党组织将依照程序正式予以公布，并对其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。
张国焘稍作沉思，随即轻轻将一张字迹工整的纸条递至周恩来眼前。“家兄已选定第三方案，决定搬迁至他乡定居。恳请您无需派遣人员搜寻，务必将此事予以告知。”
从此，张国焘就彻底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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